抢注“国酒茅台”翻开茅台与贵州醇之战

抢注“国酒茅台”翻开茅台与贵州醇之战！许多年以后的今天，窦明仍然最钟爱那个银色的盒子，虽然，此时的贵州醇酒厂已经有数十种的产品活跃在白酒市场上。方正敦厚的“醇”、空灵俊秀的“贵州”，镶嵌在它银色包装的正中间，像是永久地镌刻了这支美酒的历史。

　　最后将把茅台国酒的脸丢尽！这次调解，应该是茅台酒厂后退的最后台阶

　　一个真实人物小说

　　“贵州醇”诞生：低度白酒的市

　　场预期

　　盒子里装载的是经典的35°贵州醇，因为开创了中国低度白酒的市场而成为“中华第一醇”，也成为贵州醇酒厂的历史见证者。

　　每次在遇到重大问题难以抉择的时候，窦明总是会想到它淳朴、憨厚的样子。这支耗费了贵州醇人数年心血与青春的美酒，凝聚着贵州醇人对于酿酒的尊重与敬畏，每每想到它、看到它，对于贵州醇酒厂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安慰、一种激励。于窦明，更是如此。

　　此刻，坐在酒厂会议室里，心潮起伏的窦明不由得又想起了它……

　　198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窦明记忆很深。那一年，贵州醇酒厂第一次接触到了低度白酒。

　　这年秋天，原本在广州出差的贵州省粮油进出口公司食品科的副科长卢保坤，偶然在工作的途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令他惊喜万分，他把它们小心的放在了自己的行李中带回了贵州。这个秘密是两瓶酒，两瓶在中国的市面上难得一见的、来自日本的“35°纯”和“30°纯”白酒。

　　在当时的中国白酒行业中，高度白酒几乎统领了整个白酒市场，这种度数的白酒绝对属于稀有品种。当然，这样的局面的形成是和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保持一致的。82 年，计划经济刚刚结束，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白酒对家庭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高端的消费品。所以，哪户人家买酒都愿意买高度的，因为只需要很少的分量便能“解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白酒行业也不停地朝着高度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都逐渐形成了“越是烈性越是好酒”的判断。

　　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只有“双沟”和“张弓”两家酒厂，而且属于厂里特别边缘化的产品，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度数也只达到38度，这成为当时白酒度数向下的极限。没有人再去研发能不能制造出度数更低的酒，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低度酒根本没有市场，现有的低度酒也不过是对细分市场的微量的补充，可有可无。

　　但是，经常搞进出口贸易的卢保坤却根据国外市场的变化提前窥探到了国内市场变化的行情。

　　此次广州之行，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他认为随着国外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酒吧将逐渐成为酒类消费的重要场所。这种现象，在当时地理位置更加接近港台的广州已经得到了应证。而在酒吧消费的过程中，酒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小酌，而是畅饮，这就意味着过分烈性的酒不可能再成为酒吧消费的主体。而事实上，很多烈酒在酒吧中被消费的时候也都需要加冰或者加水。只是高度白酒在加冰或者加水后会改变原先的色和味，所以无论怎么样都走不进酒吧这个市场。因此，想要白酒将来也能进入酒吧这样的酒类消费的重要场所，研发低度白酒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判断，卢保坤总是格外注意低度酒市场。这次的广州之行，他就意外地拿到了日本的“35°纯”和“30°纯”这两支白酒。卢保坤把这两支酒带回贵州，准备着手让贵州的白酒企业进行研究。

国酒茅台

　　可卢保坤的计划执行得并不顺利。

　　整个白酒市场通通都被高度酒垄断着，谁家会愿意花钱不讨好地研究低度酒，所以当卢保坤如获至宝的将两瓶日本低度白酒带回贵州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家酒厂愿意试制这种低度白酒。很多人还都在背后议论，认为卢保坤根本不懂市场。无奈之下，卢保坤只好找到了兴义县酒厂，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醇酒厂。

　　窦明记得，当时的兴义县酒厂虽然还挂着酒厂的牌子，可差不多就剩个空壳子了。一年窖酒的产量只有20吨上下。更严重的是，小小的酒厂亏损达到百万元，早已资不抵债。按照现在的衡量标准，或许已经进入了破产企业的行列。卢保坤也只是抱着最后试一试的心态，他根本没抱什么希望。

　　卢保坤直接找到了鄢文松，当时的鄢文松已经从厂里的技术骨干做到生产管理员，然后升任了副厂长，主管酒厂生产上大大小小的事情。

　　从包里拿出“35°纯”，卢保坤没多做解释，只是让鄢文松品一品。鄢文松有点疑惑地看着卢保坤，不过他也没多问，他知道卢保坤经常跑市场，给自己带酒来品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鄢文松将酒倒在杯子里，微微的清香瞬间就散发了出来。它没有国内高度白酒的那种侵略性的霸气，转而代之的是一种柔柔的、沁人心脾的香气。鄢文松在杯子里轻轻啄了一口，只这一口，已经品酒酿酒20多年的鄢文松便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绵长而柔和的触感充斥在整个口腔中，咽下，香味回味悠长。

　　是好酒，并且是好酒中的上乘之作，鄢文松当即做出了判断。他看看卢保坤脸上的笑容，便一下子明白了他的用意。

　　鄢文松马上在脑子里想出要在酒厂试制这种低度白酒。

　　鄢文松知道，这个想法如果一旦变成现实，对于当时的兴义县酒厂来说，无疑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

　　一个仅仅凭着一年20吨酒来维持生计的小酒厂，任何一个在生产上的错误的决定都相当于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

　　鄢文松还来不及在脑子里规划研发的具体方案，他赶紧将详细情况报告给了酒厂的厂长。花大力气、大规模的研发低度酒，哪个酒厂都没干过，厂长立即召集了厂里的骨干来开会研究这个事情。

　　窦明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低度白酒的。

　　窦明想起那次会议，那几乎是她进厂之后，厂里的骨干争论的最激烈的一次会议。

　　鄢文松在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遭到了几乎全部人员的反对。大家都认为，酒厂已经濒临倒闭，如此重大的产品改革，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稍有差池就会满盘皆输。况且，对将来的市场谁的心里都没底。万一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却没能把控住市场，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所以，厂里的骨干们都不太同意工厂冒这个风险。

　　会场上静悄悄的，大家都等着厂长做最后的决定。这个主意确实不好拿，厂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思忖良久没有开口。急性子的鄢文松一看会场的情况知道再这样下去，决定一时半会儿根本下不了，他呼的一下站起来，凭借着自己20多年的酿酒经验立下了军令状，让厂里把这个低度酒的研发开展起来，要是弄不成，他这个副厂长也就不干了。

　　既然如此，在酒厂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的情况下，低度白酒的研发便顺利上马了。鄢文松拉着厂里的技术骨干一头扎进了车间。

　　那段时间虽然是厂里效益最为困难的时候，可大家齐心协力拧在一起苦干的劲头却让窦明记忆深刻。

　　当时所谓的车间，实在简陋到极致。8个普通结构的小房子，就是兴义县酒厂的全部家当。不过，这对于当时酒厂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他们眼里的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对酿酒技术的把控。

　　那时候很多人认为最低度数的浓香型白酒也就是38度，这是低度白酒的一个极限。为什么低不下去了，其实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因为度数越低，酒和纯净水在配比时纯净水的比重就会越大，但是如果水加入过多，酒和水就会分离，从而导致在最后的成酒上，无论是酒的口感还是颜色都达不到正常白酒的标准。所以，在工艺上，要与纯净水进行配比的酒的制作难度增大了不少，与高度酒有很大的区别。

　　道理说起来简单，可真正要寻求解决的办法却很难。 一般来说白酒的命名可以用产地、曲药、原料或酿制方法命名，可这种独特的低度白酒要以何种名字称呼呢？酒厂的人注意到，日本酒的“纯”与这种低度酒的品质还比较符合，但是总觉得纯只彰显纯粹，不能准确地反映这种新酒的回味和厚重，于是，他们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取其音，将“贵州醇”定为这支酒最后的酒名。

　　酿造成功了，却没有庆功宴，没有热烈的表彰大会，一切都是未知的。所有的人都知道接下来更是一场硬仗，能否打开销路，是决定酒厂生死存亡的最后机会。

　　面对上世纪80年代初只有雏形的市场经济，这个位于贵州省西南的小酒厂并不知道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大部分人的内心里一定都是充满忐忑的，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品尝到第一口贵州醇的时候，窦明就相信这支历经千辛万苦才问世的酒一定能成功。

　　或许，那时候支撑窦明的只是鄢文松和整个酒厂带给她的信念和精神，因为她其实并不敢想，还不到10年的时间，这种名叫“贵州醇”的新产品便能给整个酒厂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开茅台与贵州醇之战

　　窦明翻开了那个记录着贵州醇酒厂历史的大事记，这么多年来，酒厂走过的每一步都清晰的记录在上面。纸上每一个文字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字，它承载着贵州醇酒厂完整的历史，印刻着贵州醇酒厂每一位员工强大的情感。

　　贵州醇酒厂所经历的挫折与荣耀一起被铭刻下来。

　　窦明的目光在这些或喜或忧的文字上走过，当她看到记录在大事记中的“茅台”两个字时，心不由得紧了一下，她再次回到了那段令她无法忘记的艰难时光

　　整整8年，就像是贵州醇的一场噩梦。

　　东窗事发

　　谁都没有想到，一场莫名的暴风骤雨会在瞬间从天而降，之前的白酒风暴在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面前，几乎不值一提。

　　茅台的“国酒”身份，已经是家喻户晓。在现今的白酒行业，除了茅台之外，真正称得上“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恐怕寥寥无几。茅台的身上已经贴满了各种文化标签，成为了多重价值的符号载体。它可以象征国粹、象征文化、象征财富也象征权力。茅台的霸主地位，已经成为白酒江湖中的基本共识。

　　然而，在茅台王朝的背后，竟有一段不堪的历史，煌煌“国酒”，也曾明知故犯的“造假”，并以此为手段打压“贵州醇”，利用一切可动用的“非常”手段，妄图在这场侵权案中胜诉。由于茅台的“特殊”身份和盘根错节的利益牵扯，这场官司旷日持久，一打就是八年。

　　这八年，对于刚刚起步的贵州醇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事情肇始于1992年5月，当时个体户司机李某(化名)在一个玻璃制品厂为其他酒厂运酒瓶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贵州醇”的专用酒瓶。李某以前曾经运过 “贵州醇”酒瓶，“贵州醇”的酒瓶很有辨识度，上部是垂直的瓶颈，下部是肚型的瓶身。李某当时多了个心眼，随口问了一下厂家人，“这些酒瓶是哪个厂子定的？”，得到的回答是“茅台酒厂”。

　　李某将此事告诉了贵州醇酒厂的人，消息传到贵州醇酒厂，厂里人感到有些纳闷，但也没有特别留心。接下来，又有消息传来，有人到昆明订了三万个“贵州醇”酒瓶，而昆明的这家玻璃厂正是给兴义“贵州醇”生产酒瓶的厂家。

　　这件事让鄢文松和窦明顿时觉得事有蹊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茅台酒厂的动向，但是谁也没多想，这个白酒行业中的大哥会玩花招，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随后，事情很快有了结果，他们从当地的报纸的报道中了解到，茅台酒厂在贵州的怀仁县搞了低度酒生产基地。

　　低度酒的技术虽说是贵州醇酒厂研发的，但是没有人规定只能由贵州醇酒厂生产。哪家若是掌握了这种技术都有权利生产。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并不觉得十分奇怪，毕竟，以茅台酒厂这样的实力，完全有可能研发出低度酒。

　　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仅仅是茅台为了之后的“大动作”提前下的“毛毛雨”。

　　这之后，大家几乎要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1992年7月，贵州醇酒厂在广东省的销售部给总部发来“急报”：在广州市场发现了茅台酒厂仿造的“贵州醇”，其瓶型和外包装与正宗的“贵州醇”几乎一模一样，足以以假乱真。并且，这种假“贵州醇” 售价比正宗贵州醇便宜，消费者很难辨别真假，假贵州醇已经大举进广州市场，市面上真假贵州醇混杂，但假“贵州醇”的口味和“正品”相差甚远，严重干扰了正宗“贵州醇”的销售。

　　放下电话，窦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茅台酒厂是白酒行业当中的领企业，在当时是中国酒行业唯一的一级企业。茅台酒的酱香型酿酒技术，历史悠久、工艺精湛，其品牌价值和影响力都是不可匹敌的。同为贵州企业，贵州醇一直把茅台酒厂看成省内酒业的表率，看成“老大哥”。他们实在想不明白，处于霸主地位的茅台酒厂，仿造“贵州醇”的理由是什么，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其他小酒厂在其中作祟，倚仗两大品牌的市场号召力来赚取利润。

　　然而，拿到假“贵州醇”的样品时，他们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眼前的假贵州醇，瓶型完全和正品一样，上面贴的标签也赫然写着“贵州醇”三个大字，颜色、字体、排列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外包装上用金色行书写的几行介绍：

　　“贵州醇系贵州茅台（600519）酒的系列产品，采用与茅台酒相同的优质高粱和小麦，经科学酿造精心勾兑而成，具有窖香舒适、酒体协调、余香悠长的特点。”(后来他们还得知，这段介绍系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亲笔书写。)

　　窦明一次次逐字逐句仔细的看了几次这段介绍，“贵州醇系贵州茅台酒的系列产品”。她感到眼前一阵眩晕，不可抑制的愤怒和冤屈一起涌上心头。

　　“贵州醇”，她清楚这三个字的分量，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在这三个字背后，是老厂长带着酒厂员工十几年辛苦酿造的心血，是南征北战大半个中国开拓市场的艰辛。然而这艰苦卓绝经营创立的品牌，就被这样一段瞒天过海的介绍，轻描淡写的据为己有了！

　　窦明悲辛交集，只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真没出息！”

　　1992年7月20日，贵州醇向社会散发了《致贵州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的公开信》，声讨茅台酒厂的侵权行径。在信中质问季克良：“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工程师，堂堂国酒厂厂长的你在干着这欺世盗名的勾当时，你于心何忍？。”针对“贵州醇系贵州茅台酒的系列产品”，鄢文松反诘道：“你比谁都清楚，贵州醇 诞生于黔西南州原兴义酒厂，从香型上、生产工艺上都与老祖宗传给你的酱香型茅台酒完全是两回事，要说系列，划到浓香型系列上是沾边的茅台酒两百年的悠久历史，什么时候出现过 贵州醇 的名称和影子？ 贵州醇诞生近十年期间，由你茅台酒厂生产的“贵州醇”有谁见过？”

　　在公开信的最后，贵州醇表示了反击侵权、保卫品牌的决心：“贵州醇酒厂能够发展到今天，能够让堂堂茅台酒厂的厂长眼红，我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一不靠老祖宗，二不搞假冒伪劣，我们靠改革开放的政策，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靠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这一切，都是我们全厂职工的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此，我引用一句旧歌词：谁要把它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来表明我们誓死扞卫自己劳动果实的决心。”

　　一纸檄文，拉开了“贵州醇”与“茅台”世纪之战的序幕。

　　借力打力

　　“茅台”选择在1992年对“贵州醇”发动攻击，并不是偶然的。

　　1992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题为《茅台的焦虑假酒跟踪记》的报道。报道中揭示，在茅台镇所在的仁怀县，有很多乡镇小酒厂和作坊生产的杂牌酒，根本没有正当销路，但生产者选择同茅台等名酒同样的瓶型，甚至不贴标签出厂。当时，光茅台小镇上的小酒厂就有40余家，众多的小酒厂成了假酒的货源地，假酒泛滥，祸害全国。随后，一系列对茅台假酒的公开报道，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消费者对于“茅台”的真假产生了怀疑，极大的影响了茅台的销量。同时，仁怀县上百家的小酒厂也遭到“曝光”，假酒外销受阻。

　　面对严重下滑的销量和竞争对手“贵州醇”的青云直上，茅台联合仁怀县的小酒厂，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联合和收编怀仁县境内的小酒厂，利用小酒厂的人力、技术、设备和为求财敢于铤而走险的赌徒心态，给予资金支持，让他们用茅台的牌子，进攻“贵州醇”的市场。这些小酒厂有造假的传统，之前仿制的目标是“茅台”，现在茅台和这些小酒厂达成利益共同体，就可以把“祸水外引”，让他们去祸害“贵州醇”。同时，仿制的“贵州醇”可以利用价格优势和鱼目混珠的做法，抢占正牌“贵州醇”的市场。

　　茅台的策略不可不说是一场“完美的阴谋”。茅台可能从一开始就瞅准了自己一定会决胜：以茅台“国酒”的身份，加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谈判资本，任凭贵州醇怎么反抗，只要自己坚持生产和投放，拖也把它拖垮了。

　　面对茅台的大肆进攻，贵州醇的决策层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很多人都认为，和茅台这样的“龙头老大”叫板，结果可想而知。有的甚至建议，是否应该向茅台妥协，共同谋划一个折中的方法。然而，这时，贵州醇却不依不饶，贵州醇坚持迎战。抗争中，他们偶然发现，“茅台”不是要借贵州醇的市场势头置自己于死地吗？“贵州醇”还就要跟茅台抗争到底，借力打力。

　　于是，贵州醇专门召开了一次员工大会，在会上分析了贵州醇现在的三个有利条件：其一，茅台假冒贵州醇，打着贵州醇的牌子和贵州醇斗，是不义之师，到哪里都是站不住脚的，正义在贵州醇这边；其二，茅台生产的贵州醇，是由仁怀县的七家小酒厂生产的，工艺和质量没法保障，口味上和正宗贵州醇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价格低，但消费者是有鉴别能力的，要相信老顾客，对他们有信心；其三，茅台贵为国酒，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它的劣势，养尊处优惯了，不像贵州醇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经验丰富。所以，他们认为这一仗贵州醇不一定会输，反而可以利用这次机会，给茅台狠狠的一击，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给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寄出公开信之后，鄢文松连续不断的给季克良致信：

　　1992年7月，《对茅台酒厂生产假冒贵州醇的严正声明》；

　　7月，《贵州醇何时成了茅台酒的系列产品》；

　　8月，《强烈抗议茅台酒厂生产假冒贵州醇》；

　　9月，《“酒魂”的悲哀》；

　　10月，《茅台酒厂何以如此堕落》

　　10月，《有道理请到报上公开辩论》

　　11月，《茅台酒厂假造“贵州”牌注册商标图形能骗到几时》；

　　12月，《国酒厂何以如此“气度不凡”》。

　　与此同时，贵州醇还在北、广州、南宁、福州、海口等地发布新闻，揭露茅台酒厂的卑劣行径，让消费者擦亮双眼，注意辨别两种贵州醇的真假，争取舆论正义的支持。这一场舆论战，贵州醇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并且下定决心“多打少谈”，不给茅台以反噬的机会。面对源源不断的声讨，季克良不禁暗暗叫苦，当初真的是轻敌了，现在反倒骑虎难下，原来打的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已经完全落空了。

　　绝不妥协

　　1993年5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理了贵州醇酒厂诉茅台酒厂“不正当竞争”案，在开庭前贵州醇充满了信心，一方面他们已经掌握了茅台侵权的确凿证据，另一方面，他们对辩护律师充满了信任。贵州醇的诉讼代理人是广州省着名律师黄惠莲女士。黄惠莲女士坚持为兴义人民伸张正义，不顾63岁高龄并且患有心脏病，毅然决然的出任贵州醇的诉讼代理人。然而，就在开庭当天，厄运却戏剧般的降临到了贵州醇头上。

　　黄律师当庭陈述了“贵州醇”的品牌渊源和茅台的侵权行径，她问道：“我们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号称为国酒厂的企业，居然会违反商业道德，做出这样很不光彩的侵权行为，实在有损国酒厂的声誉，该厂的决策者难道不感到内疚吗？”

　　话音刚落，黄律师突然心脏病发作，昏厥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代理律师当庭猝死，对于“贵州醇”来说，是当头一击，士气极大受挫。鄢文松想要在法庭上和茅台一决胜负的想法，只能被迫搁置。法官提出“法庭调解”，失去主将的贵州醇只好同意调解，暂时休庭。

　　突然发生的悲剧，意味着贵州醇和茅台的“拉锯战”，大幕已经悄然开启。

　　1993年6月，贵州醇和茅台在媒体上展开了一轮你来我往的文字战，牵涉了数家知名媒体。与此同时，茅台酒厂却在营销上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局势旋而扭转。鄢文松和窦明之前曾断言，茅台“屯兵与坚城之外，不战自溃。”由于久攻不下，茅台竟然选择在贵州醇的主要销售地区大肆给茅台牌贵州醇做广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攻占正宗贵州醇的市场。

　　论市场竞争的经验，茅台只能算是“温室里的花朵”，认为机械的套用广告攻势就可以击垮贵州醇。茅台在当时已经为生产、销售茅台牌贵州醇投资近千万人民币。这笔经费不是一个小数字，茅台实力再强也没到“挥金如土”的程度。面对兴义贵州醇强大的市场实力，茅台的这笔投资可以说是打了水漂儿，回报极其惨淡，成为茅台一个极大的包袱。茅台的理亏和外强中干，和贵州醇对品质的坚守形成鲜明对比。1993年，贵州醇反而登上贵州省白酒业的第二把交椅。

　　在这样的形势下，茅台不得不选择以打促谈，希望和贵州醇完成和解。在法律诉讼方面，茅台占据了两点优势：一是兴义贵州醇的商标并没有注册，不受法律保护；二是贵州茅台酒完成了对“贵州”商标的注册，他们以此为据，反告“贵州醇”侵权“贵州”这一注册商标。

　　所以，茅台一方希望当地政府领导可以出面斡旋茅台和贵州醇的矛盾，最终允许茅台和兴义贵州醇酒厂“共同生产”贵州醇酒。季克良这样表述道：“土话讲，听人劝，得一半 。这件事，不认真不行，太认真也不行。 茅台 和 贵州醇 都是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我们都是为国家办事，终归是和为贵 。要他不生产，我不会要求；他要我不生产，我也不答应。”

　　1993年11月，贵州省轻工厅向贵州醇传达了对两厂的调解意见，建议茅台和贵州醇酒厂共同生产“贵州醇”，但是，茅台产的贵州醇瓶型和包装要改动，以示与贵州醇酒厂生产的贵州醇的区别。

　　贵州醇方面当时就提出反驳，“既然省政府要求茅台酒厂改变外包装，这就足以说明茅台酒厂全版套用我们的外包装是不正当行为。省政府提出两家共用贵州醇 ，这个 共同 对我们是很不公正的，以后还将因此产生很多后果。比如 安酒 、 贵阳大曲等都是因为几个厂采用同一名称而产生质量不合格，最后失去市场。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当时的某个领导规劝他们说：“你们贵州醇靠质量和营销占领市场，茅台酒厂的贵州醇是无法相比的。所以 贵州醇的市场永远是你们的。只要他们改了包装，改了字形，那还有什么呢？”

　　可是贵州醇方面的态度很坚决，“不行！两家不能共用 贵州醇 三个字。希望茅台酒厂再不要这样继续下去，否则他们将越陷越深，最后将把 国酒的脸丢尽！这次调解，应该是茅台酒厂后退的最后台阶。”

　　绝不妥协的姿态，把贵州醇逼到了空前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这个酒厂对于酒的品质和名誉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为了保护自己的酒，厂里每个人甚至可以粉身碎骨。他们向一切不公正的威权挑战，不顾自己的生前身后名。

　　想到这儿，窦明的思绪中断了。这场马拉松式的较量让贵州两大白酒企业一度变得水火不容。相对于“国酒”茅台，贵州醇的消耗更加严重，窦明有些心痛，一直翻动着她手写的酒厂大事记，在2000年的那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

　　“2000年12月，在贵州省政府的多次调解下，我厂与茅台酒厂在广州达成调解协议，各自撤回原来的诉讼请求，同时停止在各种媒体上的相互攻击和指责行为，长达8年的马拉松 式商标侵权纠纷划上句号。”

　　窦明向后靠着椅背，慢慢闭上双眼，微微叹了口气。她有些累了，8年的无悔坚守，冲锋陷阵的战斗，无法释怀的孤独和愤懑，都已沉淀在她心里。时代在风雨变幻着，在权力的涡流里，妥协和顺从的引诱让人无法抗拒，而窦明却和所有的贵州醇人一起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坚定，如同陈年佳酿的香气，用坚守的岁月，一直等待。